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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最高法院裁决，帝银事件的罪犯已确定为平泽贞通。不管通过什么法律程序都不可能证明他无罪。换个说法，只要法务大臣盖个章，他随时都有可能上绞刑台（辩护律师当然提出重审要求，但对行刑不见得有约束力）。
帝银事件就此尘埃落定。至少判定平泽贞通为主犯，已为这桩本世纪最残虐的命案画下了休止符。
然而，即使最高法院已做出裁决，辩方仍再三要求重审，竭力做着微不足道的抵抗。可惜这些要求悉数遭到驳回，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无法替平泽贞通洗刷帝银案凶手的罪名了。
去年——昭和三十四年（一九五七）——我在《文艺春秋》登了一篇《小说帝银事件》，一直对平泽贞通犯案的说法抱持些许疑问的我，在这篇小说中，以我对案件的疑问为主题，尽量就事实进行忠实的叙述。选择用小说的形式，是因为我想用虚构文学来表现我的疑问。可是，既然要用这种方式探讨疑问，在资料方面就得尽量翔实有根据。那篇小说中几乎没有插入任何虚拟情节，而是大量引用了检方的调查书、起议书、辩护要旨、判决书及法庭记录。
我在那篇小说中想表达的主题，乃帝银事件发生之后到逮捕平泽的过程中，警视厅的调查行动似乎碰到某种障碍，使得侦办方向突然出现大转弯。至今我仍未放弃这个疑问。当时写那篇小说时我的调查不算充分，就算想一究到底，无奈线索已被尽数掩埋。加上我和调查本部及检方均毫无来往，又缺乏法律知识，想要发掘那些线索可谓难如登天。我借小主之名写出疑问，也正是因为缺少相关知识。
不过，至今我仍对当时的疑问怀有满腔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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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的判决具有绝对权威，我当然无意质疑最高法院的权威与尊严。但判决必须具备能说服众人的逻辑与科学性，绝不能让人产生丁点疑问或暧昧的印象。那么，最高法院针对帝银事件对平泽被告做出的判决又是怎样的呢？
最高法院的判决几乎可说是复制了一遍一审判决。
认定平泽有罪的根据是他的自白。不管那是被检方逼出来的，还是平泽在科尔萨科夫氏症候群<a id="zw1" href="#zhu1"><sup>[1]</sup></a>影响下的异常心态作祟，总之，那份自白成了重要证据之一。
那份自白能够被视为重要证据是因为这起案件发生在昭和二十三年（一九四八）一月二十六日。该年秋天，《刑事诉讼法》从旧法改为新法。换言之，这起帝银事件——不知该说是幸还是不幸——成了适用旧《刑事诉讼法》的最后一桩案件。
根据旧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的“自白”可以作为证据。但若按照新《刑诉法》，除非有其他物证，否则对当事人不利的自白一概不得视为证据。我不敢说帝银事件完全是按旧《刑诉法》处理的，因为当时新《刑诉法》已经颁布，我想这件案子处理时应该也秉持了新《刑诉法》的精神。
然而，实际上，被告平泽的自白确实成了最重要的证据。这意味着什么？在按照新《刑诉法》精神审理的情况下，却仍将自白视为重要证据，恐怕是因为其他物证都过于薄弱吧。
不信各位可以看看帝银事件的庞大审判记录，就会发现检方对物证薄弱一事有多么苦恼。就这一点而言，说不定他们比平泽贞通还苦恼。首先，单说凶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最大关键点，检方就完全拿不出证据。甚至连被告平泽毒害帝银十六人的毒药来源都无法查清。判决书上只用“被告原本持有的氰酸钾”一语带过。
关于毒药的来源，检方曾努力调查过。被告平泽虽在自白中交代了这一点，但没有得到任何证实。而且，检方连犯人使用的毒药究竟是氰酸钾还是其他化合物都没做出严正的判断。
在一般命案侦查中，最重要的物证就是凶器。然而本案连这方面都如此暧昧，其他可称为物证的东西相形之下更显得不值一提了。
检方提出的其他物证包括了“松井蔚”的名片、被夺走的支票背面留下的笔迹，还有被告欠缺不在场证明、案发后来源不明的金钱收入，以及有目击者指证其长相酷似凶犯。但认真说来，这些都算不上能够明确指认平泽为罪犯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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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匪袭击帝银的前一年，也就是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十月十四日，在安田银行荏原分行出现的那张松井蔚的名片是真的。此外，昭和二十二年的春天，被告平泽也的确在青函交通船上和松井博士交换过名片。但即便如此，没有任何证据能断定安田银行出现的那张松井的名片就是平泽拿到的那一张。事实上，虽然细心的松井蔚记录下了所有曾与他交换过名片的人，但还是有十七张名片下落不明，成了所谓的“问题名片”。在安田银行荏原分行出现的那张名片，说不定就是那十七张问题名片之一。
至于支票背后的笔迹，检方推断是被告从帝银椎名町分行抢走支票后写下的，但在与平泽的笔迹加以比对后，鉴定专家给出的结论似乎欠缺绝对的客观性。甚至其中还有一名鉴定专家说那不是平泽的笔迹。“可能”终究不等同于“绝对”。
劫匪的长相方面，虽然有多名证人宣称很像平泽，但这一点也缺乏绝对性。还有不在场证明，也令人怀疑是捏造的。案发后被告平泽得到一大笔来历不明的金钱这一点虽可被视为“证据”，但也只能算环境证据，不能视为直接证据。
在此，我不打算再评价被告平泽这个人。之前写《小说帝银事件》时，该讲的我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况且我也没那个耐心将繁琐的调查内容与审判过程再次一一记录。在那篇小说出版以后，市面上又出现了一两本主张平泽无罪的书籍。如果读者想知道详情，建议不妨直接看看那些书。
接下来我要写的，是以新的观点来检视上次拙稿没谈完的疑点。换言之，就是警视厅负责调查此案的主力为何会中途转到本来只是候补的居木井警部补所带领的名片小组？警方碰上了什么障碍？障碍的真面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我这次想要探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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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银事件的经过之前曾多次详述，所以此处只简述。
昭和二十三年（一九四八）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四点左右，现身帝银椎名町分行的中年男子，臂上戴着附有东京都政府标志的臂章，谎称附近发生集体痢疾（dysentery），奉进驻军之命，全体都得服用预防药，于是骗吉田代理分行长在内的十六个人喝下毒药。曾见过犯人的代理分行长吉田武次郎侥幸逃过一劫，对当时的情况供述如下：
我要报告在银行被骗服毒的经过。今天下午四点左右，银行结束柜台业务，我正在处理内部营业事务之际，一名年约四十五六岁，身穿西装，左臂戴着白底附有东京都红十字标志臂章的男人，推开分行大门旁边的小门走进来，取出一张名片说：“我是东京都派来的，分行长在吗？”我说：“分行长不在，我是代理分行长。”那个人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东京都卫生课暨厚生省厚生部医生·医学博士”，但姓名我不记得了。于是我把那个人从门口带进办公室，让他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接着那男人说：“老实说是这样的，长崎二丁目的相田一家在饮用过门前水井里的水之后已有四人相继患上痢疾，想必已报过警了。GHQ的霍特克中尉接获报告以后认为事态严重，命我先行赶来，他随后就到。经过调查，发现那户人家今天有人来过这家银行。霍特克中尉稍后就会带领消毒小组赶来，在进行消毒之前，我要请你们先服用预防药。”我听了便说：“你们的动作好快。”那人说：“因为医师诊断后就直接通报GHQ了。”
接着那个男人又说：“部队马上就来，你们先把药吃了吧。这是来自GHQ的特效药，效果非常好。”说完拿出一个宽一厘米、长五厘米的医用金属盒，行员们便把杯子全部洗干净后拿了过来。这时那个男人说：“这种药碰到牙齿会侵蚀釉质，所以我先教你们怎么服用，请你们按照我这样做。药有两种，服下第一种后，过一分钟再服第二种。”说完他便拿出小瓶及附有橡皮头的玻璃滴管。那种药是无色液体，有点浑浊，他用滴管往每个杯子里滴了一点，然后示范怎么伸出舌头，把第一种药倒在舌尖上，再把舌头往里一卷咽下去。行员全都效法跟着喝下去。但那种药非常刺激，就像不喝酒的人猛然喝到烈酒一样，会烧得胸口发闷。一分钟后，他又分发第二种药让大家喝下。等我去井边漱完口回来时，发现大家纷纷卧倒在各处，我这才发觉不对劲，急忙回到座位，但也很快就昏过去了。那个男人穿着红色胶鞋，看起来斯文体面，像是知识分子，不过就医生的标准来说那双手太粗了。他的臂章是白布做的，上面盖了红色的东京都标志，底下还有一行漂亮的黑字，写着“防疫消毒小组”。
吉田武次郎在进行这段供述时，起先说进驻军负责人是霍特克中尉，后来改成霍内特，最后又改成柯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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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余生的四人均指出罪犯是个鼻梁挺直、相貌堂堂的体面男子。唯独吉田代理分行长说此人左侧太阳穴到脸颊一带有一块直径五厘米的褐斑，其他三人都没注意到。也无法确定大衣是穿在身上还是拿在手上。吉田代理分行长说，男子的西装袖子上套着臂章。此外，也只有吉田代理分行长提到男子穿的鞋子是那种地摊上卖的红色胶鞋。拿拖鞋给男子穿的行员阿久泽刚则表示不记得是哪种鞋子了。行员田中也不记得对方穿着什么鞋。
关于药物的味道、颜色和气味，那四名幸存行员的证词略有出入。吉田代理分行长说：“起先是有点白浊的液体，喝下去感觉像威士忌之类的烈酒，整个胸口发热。”田中行员说：“有股汽油味，辣得舌头发麻。”阿久泽行员则说：“是浅黄色的，闻起来很像氨水，味道苦苦的。”
这几名幸存者都被送进附近的圣母医院。
另一方面，按照当时的行员人数，喝下所谓的预防药时应该有十六个杯子。加上犯人自己拿了一个杯子做示范，所以照理说应有十七个，结果却少了一个。换言之，警方并未在现场找到犯人所使用的杯子，可能是犯人怕留下指纹所以带走了。另外，警方把杯子里喝剩的液体集中倒入酱油瓶里，发现分量极少。而死者的呕吐物采集了八个茶杯，都在翌日（二十七日）送交警视厅鉴识课的化验室。
据被害者表示，起先被哄骗喝下的药物刺激性强烈，而第二次喝下的液体无色无味。看来氰酸化合物应该是第一剂，而杯中剩下的液体几乎都是第二剂。调查之后并未验出任何疑似氰酸或其他毒物成分。
这时就需要做更精密的检查了。警方遂委托东大理学部化学研究室的木村教授及其助理垣花，对死者胃中残留物进行分光分析。警方送去装有死者呕吐物的杯子、装有残余液体的酱油瓶，还有装有幸存者洗胃后呕吐物的两个褐色瓶子，从两瓶液体中均验出少量氰酸。西山技师打开其中一瓶时，闻到带有氰酸的石炭酸气味。后来经过圣母医院的检查，原来犯人用的是石炭酸的空瓶。总之，就调查结论而言，从死者胃中残留物和喝剩的液体中只验出钾和钠。这个结果令调查本部决定以氰酸钾中毒来结案。但西山技师为慎重起见，在报告中指称第一剂药品类似氰酸钾，第二剂疑为水。
死者胃中的残留物显然被认定为氰酸钾，因此，喝下的毒药必然是氰酸类。问题在于到底是氰酸和什么的化合物？于是警方又把胃中残留物过滤，反复检查，却依然只验出钾和钠。警方最后判定毒药就是氰酸钾或氰酸钠。
为何我要把毒物检查写得这么详细？因为在本案中，毒药是唯一的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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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银事件发生后，才知其他银行也发生过类似的毒杀未遂事件。那是在帝银事件发生前一个星期，一月十九日下午三点五分左右。位于新宿区下落合的三菱银行中井分行，有一名衣着体面的男子来访，他拿出印有“厚生省技师医学博士·东京都防疫官 山口二郎”的名片，自称是东京都政府卫生课派来的，说三菱银行的客户中有七人相继突发痢疾，进驻军派车前去消毒时发现其中一人今天曾来这家银行存过款。因此，银行内的现金、账簿、各办公室，包括人员全部都得消毒，并问今天有无现金外送。分行长说没有，反问存款者所在公司的名称，这名自称山口的防疫官员说，痢疾发生在新宿区下落合的井华矿业落合宿舍，那里的负责人大谷应该来过银行。分行虽与井华矿业没有业务往来，但的确有一个与井华矿业落合宿舍负责人大谷同名的客户存了六十五圆。行员本来正要把汇票整理好送去总行，却被拦了下来。
分行长提出抗议，说只为了一张汇票就这样大做文章会影响工作，应该只消毒那张汇票就够了。于是，男人从挂在肩上的帆布包中取出小瓶子，把瓶中的无色液体洒在那张汇票的正反两面，然后还给分行长。接着他说：“这样应该就行了，如果进驻军不满意，我还会再过来，如果我没再来就表示没事了。”说完便离开了。
由于这起事件没有造成任何实际损害，所以银行当时并未报警。
松井蔚的问题名片第一次遭人冒用，是前一年——昭和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发生的事。被盯上的银行是位于品川区平塚的安田银行荏原分行。同样也是在下午三点过后，银行刚打烊不久，一名体面男子出现，拿出“厚生省预防局·厚生技官医学博士 松井蔚”的名片给渡边分行长。
他说：“茨城县的水灾造成疫情，我被派至当地，最近才回来。没想到，有对夫妻从水灾地区带着小孩到小山三丁目市场后面的渡边家避难，这次又罹患了痢疾，接着发生集体感染。为了进行全面性消毒，我和GHQ的帕克中尉一起坐吉普车赶过来。经过调查，今天上午那家人曾来你们银行存钱，所以这家银行的all member、all room、all cash，还有all money都得进行消毒。<a id="zw2" href="#zhu2"><sup>[2]</sup></a>钱和账簿一律不准动。”
此人说话的语气并不趾高气扬，还挺客气的。
渡边分行长为人谨慎，先派人去附近的平塚桥派出所询问，派出所的警员立刻骑着自行车到小山三丁目附近转了一圈，但未发现有哪家有人得痢疾。等警员去银行时，那个男人还站在分行长面前。面对警员的质问，此人坚称进驻军的消毒小组的确就在三丁目市场那边，因此警员又离开银行再次查访。
后来，那个男人说为预防起见，银行里的人都得喝下“这个”，说着从帆布包中取出茶褐色瓶子和透明瓶子。接着集合分行长和二十九名行员，从茶褐色瓶子里往每个人的茶杯里各滴了三滴液体，分量约为一点五毫升，他自己示范喝下后，再让全体喝下。接着又要求大家喝下第二种液体。手法与后来的帝银椎名町分行事件完全一样。等大家喝完后，他咕哝着：“消毒小组也该来了，”又说，“进驻军动作太慢了，我去看看怎么回事。”说完就从小门消失了，就此一去不返。
当时的液体据说只有涩涩的苦味，对人体无害。但银行还是向荏原分局报了案，所以荏原分局还保留着报案笔录和松井蔚的名片。
这两起未遂事件与帝银事件显然是同一个人干的。调查至此，这三家银行行员的证词及两张名片，为本案的侦办工作带来了惊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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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帝银事件案发两天后——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点，失窃金额总算确定，并已针对失窃支票发出通告。但警方旋即发现，早在案发翌日，二十七日，那张支票就已经在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兑现了。
开票人是森越治，金额是一万七千四百五十圆，支票背后留下疑似犯人写的“板桥三之三六六一”，背书人是后藤丰治。当事人只写了名字，犯人在旁边写了一个假地址。警方询问此人的长相和体型，该银行代理分行长田川敏夫说：“那男人身高约一米七七，肩膀浑圆而厚实，感觉有点驼背，但应该是穿了太多衣服。头戴一顶像是驼毛的格纹浅色鸭舌帽，鸭舌帽后侧看起来很挺，似乎很新。大衣是茶色的。帽子颜色那么亮眼，身上却裹着笨重的茶色冬衣，给人一种很不协调的印象。”此外，这个男人还戴着浅褐色镜片的黑框眼镜。
